罗小云 | 废奴小说与美国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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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小云，男，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硕导，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废奴小说与美国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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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美国内战爆发的原因，许多作家一直在努力探索并不断推出佳作，尤其表现在废奴小说创作方面。内战前的这类作品着重揭示奴隶制存在的根源和扩张到国内更多地区的可能性，聚焦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西部地区的开拓和经济文化差异的扩大而导致的南北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预警内战不可避免。而从内战结束以来直到21世纪的废奴小说着力于重建历史，给人们新的启迪。
关键词：废奴小说；美国内战；预警；重建历史
0. 引言
19世纪中期的美国内战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场现代战争，其规模和残酷性都超出人们的想象，有关内战爆发的原因一直存在争议，也是文学创作中着力探讨的主题之一。这些作品中，废奴小说在预言战争爆发和探索内战根源方面尤为突出。它们聚焦美国奴隶制历史，质疑立国之本的宪法、基督教教义和 “五月花号” 精神，强调当时社会发展已到分裂边缘，战争不可避免。更重要的是，内战已过去多年，废奴小说仍在不断发展，且有新作推出，进一步揭示当年美国南北冲突的真相，尝试还原历史上曾为避免内战所做的各种努力。
内战前的美国随着西部开拓加快，新建各州不断加入联邦，南北之间冲突愈加激烈，关于奴隶制的废除与否之争已使整个国家陷入混乱和走向分裂。从欧洲到新大陆的废奴运动反映了时代的呼唤，随之产生的废奴小说（abolitionist novel）也为美国社会变革推波助澜。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2005：242）指出，“叙事虚构使我们瞥见了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而且也使我们瞥见了历史思考和历史话语的深层结构。” 内战前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 1811—1896）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1851）和所罗门·诺瑟普（Solomon Northup, 1808—1864）的《为奴十二载》(Twelve Years a Slave，1855)一类作品聚焦南北双方日益尖锐的矛盾，强调奴隶制问题已成为国家分裂的导火索。内战结束以来直至21世纪仍有废奴小说佳作面世，继续探讨那场战争的根源，如科尔森·怀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 1969—）的《地下铁道》（The Underground Railroad，2016)、詹姆斯·麦克布莱德（James McBride, 1957—）的《上帝鸟》(The Good Lord Bird，2013）等。这些废奴小说聚焦内战爆发的内幕和根源，既是历史的产物，也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
1. 美国奴隶制与废奴小说
米歇尔·贝根（Michael Burgan）在《美洲奴隶制：地下铁道》(Slavery in the Americas: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2006）一书中指出：“如果不了解奴隶制在美国人生活和发展中的作用，就极难理解当今美国社会的许多问题。”(Burgan，2006：preface 4）美国奴隶制以1619年在弗吉尼亚詹姆斯顿拍卖20名非洲黑奴为开端，1641年马萨诸塞成为第一个奴隶制合法化的英国殖民地。新大陆的殖民者早先使用从欧洲带来的契约奴和被俘的印第安人为奴，但前者数量有限，后者则因熟悉地形而动辄逃走、难以管理。他们最终发现非洲黑奴易于控制，是更适合南方的廉价劳动力。从1450年起，欧洲商人便开始从非洲向美洲大陆贩运黑奴，到1900年大约有1100万人被运到美洲各殖民地，其中约42.5万抵达北美（Burgan，2006：16)。美国建国时在《独立宣言》中承诺人人平等与自由，但不愿放弃奴隶制，这也成为其立国的根本缺陷而后患无穷。实际上独立战争的领导人华盛顿、杰弗逊等都有奴隶。新大陆的现实令人震惊，正如一位访问美国第七任总统杰克逊（Andrew Jackson，1829—1837）统治下美国的欧洲重要人物所发现的那样，“在南方地区，美国民主这一弥天大谎显得最突出，暴露得最彻底，也最刺眼。在这儿有着奴隶制和半封建社会，是美国社会的 ‘黑暗角落’”（埃利奥特, 1994：253)。废奴运动很早就在美国萌芽，1688年在宾夕法尼亚的杰曼敦（Germantown）的贵格会教徒（Quakers，即公谊会Society of Friends）便组织了反奴隶制的游行，但发展缓慢，到1783年，马萨诸塞州才率先立法废除奴隶制。1787年，当13个州的代表准备强化政府力量制定宪法时，由于各种势力之间的平衡和妥协反而使奴隶制进一步合法化。尽管国会同意在1807年之后不再从国外贩运新奴隶，却允许国内奴隶交易，这反而刺激了奴隶制的发展。在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中，奴隶不超过70万，到内战前的1860年已上升至395万之多。国内盛行的黑奴交易主要由南方上游卖到下游，黑人生活条件和劳作待遇更加恶劣。奴隶交易往往导致黑人家庭妻离子散，他们被卖到不同的奴隶主手中，几近永别，这种经历甚至比从非洲绑架的奴隶更悲惨。
18世纪末，欧洲人文主义和哲学思潮促进了各国对奴隶制的反思与废除，这对坚持奴隶制的美国形成巨大压力。贵格会教徒中主张废奴的积极分子认为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独立战争之前便开始建立各种废奴组织。特别是1833年英国通过废奴法案，大英帝国的各殖民地都宣布废除奴隶制，这对美国的废奴运动推动极大。同年，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等人就成立 “美国反奴隶制协会” (The 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其分会迅速扩展到北方各州。自由黑人的废奴组织也相继出现，如1835年成立的费城警觉会（Philadelphia Vigilance Committee）等。但废奴运动的发展不断遭遇挫折，影响最大的是1850年妥协案中的《逃奴法案》对废奴主义者的打击，国内蓄奴势力因而得以加强。当时猎奴者甚至到北方自由州绑架自由黑人到南方贩卖。废奴主义者中，一些激进分子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到南方种植园盗走黑奴并通过地下铁道运到北方，他们不惜承担被捕和遭遇私刑的风险。
随着废奴运动兴起而面世的废奴小说（abolitionist novel）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道独特景观，这类作品愈发激起公众对奴隶制的声讨，同时也招致蓄奴派的愤怒和报复。废奴小说主要指从19世纪30年代到内战爆发前旨在揭露奴隶制罪恶、主张解放所有奴隶的小说。在废奴小说的发展中，之前的奴隶叙事（slave narrative）作品为其提供了大量素材，增强了其可信度与感染力。奴隶叙事作品一般是由前奴隶讲述的亲身经历，往往借助白人编辑的佐证获得权威性；废奴主义小说则是由其他人所讲的奴隶故事，从奴隶叙事获得灵感与源泉，在创作上更加自由和富于想象力。两者叙事角度不同，有一定的差异，但也形成相互交织的关系。内战结束后，废奴小说仍然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在发掘美国奴隶制根源、重建历史、反种族歧视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美国的第一部废奴小说是理查德·希尔德列斯（Richard Hildreth，1807—1865）的《阿奇·莫尔的奴隶记事》(The Slave：or Memoirs of Archy Moore，1836)，修改版为《白奴》（The White Slave，1852)。在该书中，他 “有效地将奴隶叙事的多种要素与废奴主义者的思想观念融入感伤和动人的情节” (Sinanan, 2007：70)。废奴小说中影响最大的是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而诺瑟普的《为奴十二载》则是介于废奴小说与奴隶叙事两者之间的作品，其创作既受斯托夫人的影响，也是对其艺术想象的佐证。
2. 聚焦南方的真相
在废奴小说兴起之前，人们主要从种植园小说中看到加以粉饰的南方田园牧歌景象，而黑暗的奴隶制真相则被掩盖起来。当时许多重要作家不愿涉及敏感的奴隶制话题，担心遭到蓄奴派攻击。目睹南北之间经济文化差异日益扩大、冲突加剧，林肯在1838年就说道：“如果我们命中该亡，我们必定是自己结局的作者和终结者。我们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度，要么国运长久，要么自取灭亡。” (瓦德，2009：扉页）到《汤姆叔叔的小屋》面世的19世纪50年代，南北双方早已分道扬镳，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而解决终将导致国家分裂的奴隶制问题已迫在眉睫。针对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和社会动荡，斯托夫人决意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揭示黑奴的真实生活状态，预警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
斯托夫人在原版序里曾宣称自己在新时代来临之际进行创作，正值“一个美好时代的诞生…… 小说散发着一种感化和威慑的力量，它对弘扬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极为有利” (斯托，2012：序言1)，然而她却生活在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奴隶制盛行之际。目睹身边的血腥事实，斯托夫人无法保持内心平静，只希望以其作品激发人们对那些一起生活的非洲人的同情，关注他们在奴隶制下的悲惨遭遇。当时南方报纸常常赞美在慈悲的奴隶主管理下，奴隶生活得非常快乐幸福。斯托夫人为了系统揭露战前南方社会内幕，特地设计了两条完全不同的命运之路，凸显南北发展的走向：汤姆（Tom）深入南方的死亡之路和艾丽莎（Eliza）奔向北方的自由之路。
汤姆向南的旅程着重揭示表层下的罪恶：富饶的密西西比河沿岸风景如画，商船却承运着一种可怕的货物——“黑奴”。两岸的庄园里有华美豪宅，奴隶的小窝棚聚集而成的村落与主人的花园别墅相距较远，互不打搅。作为小说的主线，汤姆进入越来越黑暗的南方下游，他的处境也不断恶化，为此斯托夫人特地描述了他在几个奴隶主庄园的遭遇。首先选择的是肯塔基的谢尔比庄园。表面上看，主人和善宽容，手下的黑奴温顺听话，其生存环境如同带有传奇色彩的家族社会，甚至充满诗情画意。正是这种类似家庭的和善令人忽视严酷的现实：奴隶始终处于不祥的阴影——法律之下。黑奴只是一种财产。一旦主人破产、死亡或倒霉，他们手中的奴隶就会陷入绝境，被卖到南方下游遭受更多折磨。庄园主谢尔比（Shelby）面临破产时，毫不犹豫地卖掉忠心耿耿、最值钱的奴隶汤姆以挽救自己。尽管谢尔比在妻子的责备下难免感到良心不安，但他依然按照南方惯例行事。最终汤姆不得不走向下游，踏上死亡之旅。斯托夫人笔下的第二处庄园在新奥尔良。汤姆在被卖到更加黑暗的南方下游途中，因自己的善举而幸运地落到较为仁慈的主人奥古斯丁·圣·克莱尔（Augustine St. Clare）手中。该奴隶主相对仁慈，但妻子却心狠手辣。虽然克莱尔同情奴隶，但深知解放奴隶就意味着放弃财产而使家庭陷入贫困。他在为汤姆的自由办理相关文件之际突然去世，妻子玛丽（Mary）将汤姆和其他黑奴一起拍卖，换取金钱以供自己享乐。汤姆进一步坠入深渊，来到南方的黑暗中心——雷格里种植园。此处犹如孤岛一般，四周几十英里全是沼泽地，几乎与世隔绝。破旧衰败的庄园里有雷格里（Legree）精心训练的为虎作伥的黑奴帮手桑博（Sambo）与昆都（Quimbo）以及追踪逃奴的猎犬。汤姆在此看到的“只有愁眉不展、抑郁凶狠的男人和万分沮丧、虚弱不堪的女人，或者说根本不像女人的女人” （斯托，2012：305)。在这弱肉强食的极端环境里，汤姆忍辱负重，即使在生命最后的关头，他担心的却还是失去宝贵灵魂而与雷格里这类人同流合污。显然斯托夫人笔下的南方并不是《独立宣言》中所要建立的平等自由社会。经过一个世纪的奋斗，美国人不得不面对极为现实的问题，即与其工业化并存的南方奴隶制将蔓延到更多领地。事实上，即使在首都华盛顿，人们同样纵容奴隶制。
深受斯托夫人影响的诺瑟普将自己被绑架为奴的经历写入《为奴十二载》一书。该书在1855年出版后反响强烈，同时也遭到蓄奴派的抨击。曾为北方自由黑人的诺瑟普的苦难历程就是以首都华盛顿为起点。他特地描绘了自己眼中的首都，竟然是奴隶制盛行的黑暗地狱。诺瑟普1841年身陷华盛顿的威廉奴隶监狱时不由感叹道，“更古怪的是，居高临下俯瞰这座房子的正是国会大厦。爱国人士高呼自由平等的声音和奴隶身上镣铐的碰撞声混合在一起。国会大厦的阴影中就有一座关押奴隶的监狱！”(诺瑟普，2014：23）奴隶贩子博奇（Burch）和同伙在此用酷刑逼迫诺瑟普接受奴隶身份，忘掉自己的过去。由于《逃奴法》(Fugitive Slave Laws）等绥靖政策的鼓动，当时北方各地绑架自由黑人成风。身为自由民却在首都成为奴隶，诺瑟普由此前往蓄奴州时悲愤不已。
我们带着镣铐沉默地走在华盛顿大街上——穿过这个国家的国会大厦，它告诉我们这个政府所建立的理论基础是人类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欢呼吧！哥伦比亚特区，这里的确是幸福的土地！(诺瑟普，2014：35）
诺瑟普的主人特纳（Tanner）是教堂执事，他认为对黑奴的惩罚可以从《圣经》上找到依据：“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从他的意思时，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圣经》(合和本)，路加福音12:47］诺瑟普的另一主人艾普斯（Epps）则手握皮鞭驱赶奴隶跳舞取乐，尽管他们白天累得筋疲力尽，只想倒地休息片刻，却不得不强颜欢笑。累了一晚的奴隶第二天还得照常出工，摘棉花的定额不能减少。这位“奴隶阎王”以征服手下奴隶而闻名。在教堂执事的宗教影响和“奴隶阎王”皮鞭暴力的作用下，曾经的自由黑人诺瑟普发现自己的心灵开始扭曲，承认无法像著名的汤姆叔叔那样用基督徒的坚韧和勇敢对付主人，只有妥协充当奴隶把头，才能摆脱汤姆一样的磨难。他替主人鞭打同胞，甚至帮助围猎其他逃奴。该书还描述了处于更为恶劣生存环境的女奴，如夹在奴隶主的性欲和女主人的妒忌之间、命运凄惨的女奴帕茜（Patsey)。她对上帝只有模糊的认识，在她看来，“幸福就是不挨鞭子，不用干活，远离主人和监工的残酷折磨。对她来说，天堂般的快乐仅仅就是休息”（诺瑟普，2014：217)。
废奴小说中的南方正走向衰败，尽管有的奴隶主饱读诗书、畅谈哲学，却人性扭曲。即使虔诚的基督徒也同样按照南方惯例对付奴隶，他们与残暴的雷格里并无二致。这些作家笔下的南方现实与种植园小说中的田园风光相去甚远，揭示了奴隶制在北方纵容和保护下加快向新领地的渗透和蔓延。
3. 废除奴隶制与避免内战的可能性
如何消除分歧和维护联邦的整体性一直是南北双方民众、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共同探讨的问题，废奴小说家也在尝试提出一些解决方案。首先推崇的是为解救南方黑奴而建立地下铁道的直接行动。当时黑奴逃亡之路一般有三种：一是到北方州成为自由黑人，但是《逃奴法》出台后这样做依然存在危险；二是继续北上直到加拿大，成为真正的自由民；最后一种是选择最近路线，反向逃亡到弗罗里达，进入印第安人部落寻求保护。据统计，超过四万逃奴在白人的帮助下胜利抵达加拿大，遍及各州的地下铁道网的家庭庇护站多达七千个 (Douglass，2015：24)。在最早由逃奴写成的小说《英勇奴隶》(The Heroic Slave, 1853）中，著名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1818—1895）就描述了地下铁道成员和同情者对逃奴的救护过程和他们的冒险经历，以及1841年11月双帆船“克里奥尔人”(Creole）上，奴隶叛乱（北美最成功的奴隶起义）的故事。这方面的佳作中，科尔森·怀特黑德的《地下铁道》影响最大，该书获得普利策奖（2017）和美国国家图书奖（2016)。怀特黑德虚构了一种由废奴主义者直接管理的地下铁道系统，使南方黑奴能够穿越各蓄奴州奔向自由。该书情节看似荒诞，却是身处奴隶制悲惨境地的黑人内心的真实感受：渴望一条安全可靠的希望通道。怀特黑德讲述了内战前女黑奴科拉（Cora）从佐治亚州的种植园一路向北逃亡的故事，以史诗的手法讲述这一家三代的经历，展现她们从顺从、觉醒到逃亡的反抗过程。如果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和《为奴十二载》是朝南走向黑暗中心，《地下铁道》则是由南到北揭示奴隶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尤其强调北方并非黑人的天堂，黑奴的整个逃亡旅途凶险叵测。女主人公科拉逃离的佐治亚兰德尔种植园与《汤姆叔叔的小屋》里的雷格里种植园一样：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四周毒蛇出没、陷阱无数的沼泽象征着对生命的猎杀和漠视。奴隶主在此具有对黑奴生死予夺的绝对权力，任何反抗和出逃都会带来灭顶之灾。
怀特黑德在小说中，以明喻的手法将废奴主义者秘密 “地下铁道” 网络描述成真正的铁道系统，有铁轨、车站和月台，甚至还有一套独立的列车时刻表。它们只在深不可测的隧道里向前延伸，没人知道起点和终点。这虚拟的地下铁道其实说明，在当时的美国为自由出逃的机会十分渺茫，到处一样黑暗：“只有黑暗，一英里又一英里的黑暗。”（怀特黑德，2016：78）女主人公科拉并未沿地下铁道奋力向前，却在途经的各州站点钻出地面，希望早日获得幸福。她在逃亡路上的延宕说明，只因身处奴隶制太久，对自由的渴望极为强烈，她总是心存幻想，认为幅员辽阔的美国大地总有容身之地。她每次停留都给地下铁道自愿者带来灭顶之灾。科拉在逃亡途中经过了假意仁慈却将黑奴当作医学试验品的南卡罗来纳，更靠近北方情况反而更糟的北卡罗来纳。当科拉钻出地下铁道，跟随当地的废奴主义者马丁走在被称为 “自由小道” 的路上时，眼前的一幕令人震惊：“一具具尸首挂在树上，好像正在腐烂的装饰品。有些完全裸露着，其余的也是衣不蔽体，裤子污黑的，是因为肠子没了，脖子断了。”(怀特黑德，2016：171）新的种族法禁止有色人踏上北卡罗来纳土地，拒绝离开家园的自由民要么受到驱逐，要么惨遭屠戮。该州恐怖气氛更浓，科拉被迫待在阁楼上，直到最后悲剧上演。科拉拼命抵达的印第安纳是北方自由州，却暗藏杀机，最后在当地白人居民血洗废奴主义者农场时她再次落入猎奴者手中。科拉的逃亡展示了从南到北社会整体的黑暗，猎奴者到处都能得到司法机关的协助，逃奴实际上在与强大的国家机器较量，命运注定悲惨。与双手沾满奴隶鲜血的南方奴隶主相比，一些北方人更加虚伪和卑鄙，他们高唱自由之歌，内心却渴望继承南方亲戚的遗产，一边贩卖奴隶获利，一边端着鸡尾酒大谈废奴主义。不少人将美国的奴隶卖掉后回到欧洲老家颐养天年，内心从未感到愧疚和不安。
怀特黑德（2016：116）在谴责奴隶制时明确指出：“真正的恐怖在于这是普遍的不幸。” 这不仅指南方实行的黑暗制度，也强调令人更加焦虑的是北方在法律上的纵容。科拉在绝望中放弃向北逃亡，朝西或许还有未知的希望领地。怀特黑德实际上描写了两条地下铁道，一条是幻想之路：无数人挥舞镐头，劈向岩石，抡起大锤，敲击道钉，挖掘了上百万吨的岩石和泥土，奋战在大地的心腹，只为解救像科拉这样的黑奴；另一条是现实中的地下铁道：由并肩战斗的站长、列车员和同情者组成，他们把逃奴领进家门，提供饮食，一段一段地护送到北方，甚至不惜为其牺牲生命。这些地下铁道网络的运行反映了废奴主义者和普通民众尚存的良知和人性。怀特黑德基于大量资料和对当年局势的细致分析，用后现代夸张甚至荒诞的手法，旨在说明地下铁道虽然可以拯救一部分奴隶，但在充满敌意的国家机器面前，其作用依然渺小。即使废奴主义者冒着生命危险做出努力，却不过是杯水车薪，奴隶制已从南到北控制整个国家。
其次，废奴小说提倡将黑人训练成白人的模仿者，以其善行呼唤基督徒主人的良心，让其最终主动放弃奴隶制。这类作品中，在善良主人手下的黑奴似乎可以达到白人的文化水平，他们身上能培养出忠诚、希望、仁爱、慈善、克制、责任感、财产信赖这类清教徒具有的品质（Ferguson，1974：139)。斯托夫人笔下的汤姆叔叔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很早皈依基督教，极为虔诚。他们一家栖身的 “汤姆叔叔的小屋” 成为奴隶聚集的宗教场所和向上帝祈祷的精神家园。黑奴们每周的宗教聚会在此举行，唱诗布道和歌颂天国，汤姆被奉为大家的领导者和主心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托夫人在书中并置的情节：汤姆叔叔小屋里的黑奴们正在歌颂主的圣恩，其乐融融；然而主人谢尔比的客厅里却在商谈卖出汤姆的事宜，这最终使他与家人永远分离。尽管谢尔比的妻子深感良心不安，但也未能阻止此类罪恶交易。谢尔比像其他南方白人一样，坚持认为这种行为合法，当然上帝也会允许。汤姆一生行善、对主虔诚都未能触动奴隶主的铁石心肠，最终在雷格里庄园死于酷刑，他的悲剧说明宗教对奴隶主的影响甚微。实际上，废奴主义者和蓄奴派双方都能从《圣经》里找到支持自己主张的依据，并按自己的意愿加以解读。奴隶主和猎奴者常常引用《圣经》典故和言辞，选用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而忽略相反的内容。显然这类人的良心不可能被唤醒。
再次，这类作品谴责了当时一些激进人士主张逐步减少黑人数量以便最终废除奴隶制的做法。北方清教徒中许多人从优生学的角度考虑，认为黑人的相貌或者本性都与新大陆建设蓝图不符，难以达到白人基督教的要求，因而应把他们从白人土地上清除。他们提供的方式是：要么让黑人在残酷奴隶制下逐步减少、消亡，或消声，要么运往异国他乡（Ferguson，1974：135)。1827年由北方富人在利比里亚成立收留自由黑人的殖民地，这在一些废奴小说中被盛赞为解决黑人问题的最终手段。许多知名人士建议由美国政府以市场价格对逃奴的主人给予补偿，然后将其运往非洲。直到内战爆发后的1862年，林肯谈及这一建议时依然表现出无奈：“因为黑人种族生活在我们中间受苦太多，而我们同样因他们的存在而受苦，分开对我们双方都有益。” (Ferguson，1974：144-145）作为某种平衡，爱德华·琼斯（Edward Jones）在《已知的世界》(The Known World，2003）里尝试描述一种特殊的奴隶制：只要经济实力许可，黑人也能成为奴隶主，这是南方奴隶社会极少的现象，结果发现他们仍然残酷压迫和剥削同胞。该书叙述了内战爆发前的富裕自由黑人在白人奴隶主扶持下建立种植园的故事。这类黑人奴隶主的种植园自然很快走向衰败。在小说的结尾，针对南北双方的分歧，书中人物卡尔文（Garvin）直言道，“我认为还是让战争来解决问题吧”(琼斯，2010：301)。尤为 “干净利落” 的解决方法出现在《地下铁道》中的北卡罗来纳，此处的绅士们公开宣称该州已经没有黑人，也没有奴隶制问题，因为他们已经不存在，或者被挂在树干上。《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托普西通过教化，最后成为派往非洲的传教士，而富有反抗精神的乔治（George）则带领家人到非洲新殖民地安家落户。这些前黑奴成为非洲基督化的生力军并自认为肩负上帝所托的使命。此种安排自然符合信奉基督教的美国的利益，斯托夫人的小说情节正是对国内黑人清除计划的回应。然而大多数黑人不愿离开，他们认为出生在此当然有权分享新大陆的一切。实际上从1822年建立利比里亚殖民地（1847年独立建国）到内战时期的40年间，只有六千余名黑人被运抵非洲海岸（Hillstrom，2000：17)。这种黑人清除计划难以持续下去。
最后是政府的绥靖政策，其目的在于平息南方日渐增强的反叛情绪，却成为激化南北矛盾的催化剂。美国国会在1820年就对密苏里作为蓄奴州加入联邦的请求让步，并在“路易斯安那购买地”上划线，界限以北禁止奴隶制。在著名的《密苏里妥协案》签订后，人们逐渐明白该划线其实预示了国家的分裂。表现得尤为突出的是在墨西哥战争之后，美国政府不得不加紧对南方各州反叛苗头的镇压，担心它们企图脱离联邦建立自己的共和国。此时蓄奴在南方与在工业化北方的发展迥然不同，“它们作为两个抗争的集权单位，犹如两个欧洲国家，都想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对方”(威尔逊，1993：6)。对此极为忧虑的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1801—1809）曾写道：“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像夜半响起的火警，将我惊醒，令我心悸。我猛然意识到这是为联邦敲响的丧钟。”（瓦德 等，2009：15）第六任总统约翰·昆士·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1825—1829）所见略同：“我一直习以为常的感觉是：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只不过是一篇序言——是一部巨大的悲剧的标题而已。” (瓦德 等，2009：15）为了安抚南方和维持某种平衡而出台的《逃奴法》规定，所有公民都有法律义务帮助奴隶主追捕逃奴，这实际上以财产权的形式在全国再次确认了奴隶制的合法化。该法案的颁布不仅让黑奴感到前途暗淡，也令自由黑人惊恐万状，纷纷逃离美国，只因北方各州都有自由黑人被绑架重新为奴的现象，正如《为奴十二载》里所描述的一样。
艾布拉姆斯（Abrams)(2014：246）指出：“那些看似文学情节的艺术化解决并且给读者带来愉悦的东西事实上是具有欺骗性的，因为其功用只是掩盖未曾解决的权力、阶级、性别和各种社会群体的矛盾冲突，而正是这些矛盾冲突构成了潜藏在文学文本表面意义下的真正张力。” 从这些废奴小说不难看出，人们为解决奴隶制问题、避免国家分裂和内战提出了种种方案，但在早已陷入动荡与混乱的美国社会无济于事，反而激化矛盾，使其加快走向战争。而内战前兆在《汤姆叔叔的小屋》和《为奴十二载》一类作品中已十分明显。
4. 内战的必然
废奴小说聚焦南北开始分离的现实，同样也刺激了这种思潮的发展。美国的分离主义从建国之初在许多州就出现苗头，北方新英格兰地区反应最早。在1812年与英国人的战争期间，北方几个州担心自己利益受损，曾威胁退出联邦、拒绝参战。内战前，各州普遍认为州权高于联邦权力，人们对家乡州的忠诚度大大高于维护国家利益，如1832年南卡罗来纳认为自己有权拒绝联邦的关税或退出联邦，当时的杰克逊总统曾打算向该州派兵，防止这类分离思潮蔓延。针对这种叛国行为，他警告道：“我们将不顾一切困难，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联邦。”（瓦德 等，2009：20）内战前人们也在探索南北和平分离的方法，希望北方能保持道德高地的优势，而南方可以自由施行蓄奴制，不用走向战争或付出生命的代价，让奴隶制自生自灭。
随着时局的变化，人们很快意识到奴隶主不愿放弃这种可以主宰他人命运的权力和为自己带来持续利润的廉价劳动力。对萨姆特要塞的进攻（1861年4月12日）标志着内战的爆发，但这之前在1859年的约翰·布朗（John Brown）起义正是内战的预演。詹姆斯·麦克布莱德的《上帝鸟》以荒诞幽默的口吻重新讲述这段历史。该书荣获2013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颁奖词称其“选取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的、混乱的事件，并以马克·吐温式的滑稽和真实，重述了整个故事” (麦克布莱德，2017：封底)。奥巴马总统2016年特地授予麦克布莱德 “全国人文勋章”，以表彰他的作品 “以人性化的方式探索了复杂的美洲种族问题，用独一无二的方式展示了美国历史上的那些动人故事” (麦克布莱德，2017：扉页)。
该书笔调诙谐但话题凝重，涉及内战前的几个重要历史节点。首先是堪萨斯血案。1856年废奴与蓄奴的势力在堪萨斯以自由州或蓄奴州进入联邦的问题上斗争激烈。5月21日，蓄奴派激进分子攻占和洗劫了堪萨斯的劳伦斯（Lawrence)，酿成杀人和破坏建筑物的惨案；24日，约翰·布朗率领包括四个儿子在内的废奴主义武装为劳伦斯事件复仇，杀死五名赞成蓄奴的居民，随后整个堪萨斯准州陷入动乱。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总统在该年底的国情咨文中哀叹，堪萨斯之所以变成战场，“与其说是由于该准州内部存在相互对立的派别或利益集团，不如说是因为全体美国人民中间存在相互抵触的情绪”（林顿，1984：160)。这位总统深感问题的棘手和国家面临分裂的危险。在《上帝鸟》中，布朗与另一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不同，后者因废奴事业而成为大贵人。作为黑人的上层，道格拉斯享受富裕白人生活的同时也指导废奴运动。然而布朗认为：“身着丝绸衬衫和精致高帽的道格拉斯先生只适合在客厅里发表演讲。” (麦克布莱德，2017：326）布朗习惯采取的则是直接行动，他将自己比作开矿者，“我为开采人们的心智，开采国家的良心，要在这荒谬的制度里开出黄金” (麦克布莱德，2017：310)。他的口号令人震惊，甚至宣布：“我要用鲜血净化美利坚的罪恶。” (麦克布莱德，2017：241）布朗认为黑人已经做好准备，只需发动战争就会有人响应。他与同伴奋力夺取哈珀斯费里军械库，为起义的黑人主力军作武装装备。可惜众多黑人并不理解布朗的行为，不相信他能给黑人带来幸福，担心会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布朗的行动最后无人响应，他在上绞架时交给看守的一张纸条上写道：“我，约翰·布朗认准了：只有鲜血才能洗刷掉这片罪恶土地上的所有罪孽。”（瓦德 等，2009：12）尽管布朗起义失败，却使人们真正意识到内战迫在眉睫。目睹国内风云变化的著名作家爱默生（Emerson）对布朗的遭遇深表同情，他总结说，奴隶制对所有美国人都是伤害，因为这是一种“共有的遗产”，它会同样留给白人和黑人的下一代。如果拒绝打破它的锁链，必将受到命运的严词警告：“阵阵剧痛是你播下的种子，藏进虚假和平是你胆小鬼头颅，我将使收获时节马上来临。” (Fuller，2011:134-135）内心焦虑的爱默生深知奴隶制问题必将成为内战爆发的导火索。
令人欣慰的是，废奴小说并没有随着美国内战结束和奴隶制的废除而消失，21世纪仍有新作面世，依然在探索美国奴隶制产生和内战爆发的根源，重新阐释那段历史。从这些废奴小说可以看出，南方白人、北方白人和黑人对美国历史和建国初衷的理解截然不同。南方人认为当初加入联邦是出于自由意志，也是为了追求自由的抉择，当他们感到不能自由施行蓄奴制时，自然可以退出联邦。然而北方人将其看作分裂与叛国的行为，他们在国家机器中掌握更多话语权，认为足以对叛乱的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方人一直将这种叛乱称为第二次独立战争，旨在摆脱北方的独裁统治。尽管不少人，特别是南方人，强调内战不是为了奴隶制，但正是奴隶制使美国走向分裂，任何绥靖和妥协都无济于事。当时的南北双方已逐步形成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演变成两个不同的国家，甚至可能会出现第三个国家，因为中间势力已极为强大，而西部未决地区也在不断加入中间势力。细读这些废奴小说不难理解，对于早已分崩离析的合众国而言，走向战争则是必然，这也是其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融合，并迈入现代国家的必经之路。
韦清琦 | 科幻背后的美国现实批判——以欧茨的新著《漂流在时间里的人》为例